採訪、撰文／蘇怡如 摘自高雄拍片網 影人專訪 Posted 2009/10/18 11:48:38
不論是《奇蹟的夏天》、《水蜜桃阿嬤》……，近年作品引起廣泛回響與熱烈討論的紀錄片導演楊力州，從來所選擇的紀錄題材、對象多所不同，於高雄電影節新作《青春啦啦隊》，觀察紀錄了一群真性情的阿公阿嬤組成的啦啦隊，片中打破對老人刻板印象，展現他們的「超齡」活力，以及尋常生命中的生老病死。
問：從早期的《打火兄弟》、《畢業紀念冊》……至近幾年《水蜜桃阿嬤》、《征服北極》等，過往紀錄片中主角和關注的社會議題，涵括了很多類型，您如何選擇紀錄的人物、故事？
楊：近幾年拍片都是故事自然會與我見面，不管是拍《青春啦啦隊》──不想因拍攝了失智老人紀錄片而只呈現老人等於「悲傷」印象的動念，就看到一張這群阿公阿嬤表演啦啦隊的DVD；或是商周找我去拍《水蜜桃阿嬤》──商周當初給了我十個動人故事的田調，但我就對這在新竹山上種水蜜桃的阿嬤特別有感覺。我相信非常棒的故事不是找得到的，而是在生活中、某些因緣下就會遇到。 而我每個階段都有特別關注的議題，剛開始對集體的男性，像軍隊、消防隊、警察，或一群踢球的男生很有興趣，集體男性會生出非常可愛又變態的關係、語言或默契；但拍太久有反彈，又想拍女性，所以2001、2003年對於異鄉、女性等議題特別有興趣。從北極回來後就想拍老人、自己當了父親之後就想拍小孩……，每個階段都有想要關注的對象但都不長，三至五年又有新的興趣跑出來。
問：不論紀錄對象或題材的異同，趨使你拍攝紀錄片最原始的動機是什麼？
楊：其實引發我拍片的動機在每個階段、時期都會一直轉變。至於最原始的起源可能是我很喜歡分享，有一種熱血的情懷。大學班上都有聯絡簿，載有同學的生日，畢業當時我帶著它到中央圖書館，把全班同學生日當天的報紙頭版印下來放進信封送給跟我共處四年的每位同學，因為我非常喜歡他們，希望告訴他們，在他們出生的那一天非常不平凡，那天的台灣、世界發生了什麼事。只不過那時候的頭條都差不多，不是共匪就是蔣公的新聞（笑）。 我想我太喜歡紀錄片了，我非常希望紀錄片可以成為偶像劇、好萊塢電影之外，另一個人們觀影的選項，因為它帶給我很多重新看世界的方式，我很想把這種感覺分享給大家。不管是拍攝紀錄片本身，或是拍片給別人看、到學校教人家怎麼拍紀錄片，再者到處開會推廣紀錄片……，這些都跟我大學去央圖影印報紙送給同學最原始的動念差不多。
問：新作《青春啦啦隊》的題材是怎樣發想出來的？
楊：在拍《征服北極》時在北極零下40度，關於生命的脆弱及存在感非常強烈，回來之後就參透人生（笑），非常想拍攝跟老人有關的議題。從北極回來後接到之前找我的天主教失智老人社會福利基金會的電話，我很感動也答應拍攝失智老人紀錄片。但失智老人本質就是個悲傷、生病、負擔的故事，而老人不該這樣被定義，所以我想拍另一部完全相反的故事。公司製片從高雄帶回一片阿公阿嬤們跳著啦啦隊的DVD，他們背後的情緒性格和價值觀都很精彩，我和製片到了高雄見到他們，決定要拍這個故事。我們將此計畫送去高雄市電影圖書館申請，幸運得到補助，因為其中太多故事、人物，從一開始是一部四十多分鐘的電視紀錄片，後來發展成九十、一百分鐘，現在決定再找資源讓它成為院線紀錄片。
問：拍攝過程中是什麼原因讓導演決定把《青春啦啦隊》發展、擴大？
楊：一開始紀錄片以「不服老」作為拍攝概念。後來發現他們沒有不服什麼，到這樣的年紀，身體健康、心靈快樂比一切都重要，但生老病死在這群老人身上必然存在。我們形容老人都用「風中殘燭」的字眼，但這群老人完全不同，他們像日本花火，燃燒到最後一刻是火花最大時，他們推翻了舊有東方對老人的價值判斷，這部片要改變對老人的看法。
問：這群阿公阿嬤是怎麼加入這個啦啦隊的？故事怎麼發展？
楊：一開始啦啦隊只有十幾二十個人，後來隨著紀錄片愈拍人愈多，他們各自因為不同的理由加入。有一天我不經意問了啦啦隊老師一句：「有沒有阿公在跳啦啦隊？」下個星期就有阿公來參加。我們發現拍攝過程中與老師談論的隻字片語，似乎影響了某些事件的發展，我們已經不是單純的影像紀錄者。 而這群老人這麼努力地做一件事，就算沒有紀錄片，都應該盡我的能力，去創造一個他們的舞台，因為舞台也是這群老人存在與生命旺盛的力量。所以我們去拜託官方給他們機會。後來傳來世運某場比賽的中場十五分鐘，可以讓老人家表演。表演當天，有些老人家還只知道跳啦啦隊是為了練身體；表演結束後，有個阿嬤眼眶泛淚跟我說：「導演，我剛在下面手舉起來時聽到現場歡呼聲，我都要哭了，我現在知道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那個「為什麼」不是為了成名也不完全為了健康，這群阿公阿嬤以及拍片的我們，好像是為了一個夢想，但「夢想」這詞並不準確。我那天非常滿足，這些阿公阿嬤在人生的階段，留下一個可不時提起，不時支持自己更健康去活著，甚至是把這樣的感覺感染給別人的動力。紀錄片應該不只是影片，要有這樣的能量去影響和散播，至於回到紀錄片工作者該不該介入的問題，就留待別人去聊，那不是我們拍片的人應該去思考的事情。
問：您拍片時，如何決定是否介入被攝者或是介入的程度？為什麼參與是重要的？
楊：我無法只是單純的觀察者，我的紀錄片多少都會與捲入與被攝者的相互關係，只是有些影片因為在敘事或美學上必須而呈現，其他則否。此片我們的參與是重要的，拍到中間決定把《青春啦啦隊》發展成長片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我發現我拍的還包括他們背後──可能是他們的小孩、老伴、同儕，或是幫他們看病的醫生、社區大樓的管理員──鼓勵他們的，每一個老人家背後都有自己的啦啦隊，我們也成為其中之一，影片百分之九十的時間都在描述這支啦啦隊，但最後百分之十的時間，他們背後的啦啦隊，包含奶奶的兒子（他是位醫生）、大樓警衛等人，都趕著去看表演……，這些人全部到了表演的現場，替場上的啦啦隊來當啦啦隊，這部片要講的其實也是這件事。
問：據說於高雄拍片時，得到很多熱情的幫助，能否跟我們談談這些經驗？
楊：這是我第一次在高雄拍片，之前拍紀錄片到處跑就是要靠自己，為了省錢習慣住廉價三、五百元一晚的旅館或睡車站。在高雄拍片是第一次住飯店，那感覺很不習慣但讓我們身心靈獲得完全的休息（笑）。尤其住宿是預算上很大的負擔，而我們必須把錢花在刀口上，住宿補助幫我們節省非常多預算，是很大的資源支持。 第二個是高雄拍片支援中心。紀錄片拍攝崇尚畫面自然，但《青春啦啦隊》ending時我們希望有趣、畫面拍得漂亮，所以需要十直以上的軌道。製片跟拍片支援中心表達需求，約好第二週去借軌道而且都是全新的。其實在跟中心借時不知道他們到底有沒有，可是他們會想辦法生出來，這點我滿感謝的。還有參與的蔡大哥及資源中心的主任，除了陪著我們勘景，也幫忙協調港口禁區。另一個要跳街舞的場景希望在船上拍攝，但包船要花一小時一萬二，一出海就要三小時以上，資源中心幫忙協調，結果阿公阿嬤四、五十個人全部上去，竟然只要花三、四千元就可以拍四、五個小時，非常便宜，這也是因為資源中心的幫忙。
問：過去像是《征服北極》等片也曾在高雄院線上映，能否分享一下你對近幾年南部影視環境的了解與觀察？
楊：老實說我對南部非常不了解，不知道器材要到哪裡借，或者拍片耗材可以去哪購買，更何況是大型重要器材，從台北帶下去對我們來說成本很高。如果高雄有器材或製片公司，可能讓我們工作起來更方便，但這跟市場規模大小有關，大部份的市場還是在台北，我對這部份了解不多。但我去參觀拍片支援中心，裡面有些剪輯設備，對紀錄片而言那樣的規格是非常足夠。儘管我們最後提出來的要求並不多，但我得到的訊息也是不管上山下海，支援中心都可以幫忙。對我們拍紀錄片而言，這些資源對我們來說綽綽有餘，給我們比靠自己再好一些的資源我們就非常開心、受用了。
問：在紀錄片工作者資源匱乏的台灣，若能得到商業支持是利於紀錄片拍攝、推廣。如何同時保有紀錄片工作者的堅持？《奇蹟的夏天》與《青春啦啦隊》是否都得到Nike的贊助？這對拍片有什麼樣的幫助或影響？
楊：一開始是Nike找我們拍廣告片，拍完廣告片後我們決定把它發展成長片《奇蹟的夏天》，原先找Nike支持拍攝，但他們婉拒了，所以我們找了山水電影公司。因為拍攝的球隊是Nike贊助的球隊，當然他們身上球衣就有Nike露出。不管是我們自發性的要去說一個故事像《奇蹟的夏天》、《青春啦啦隊》或者像《水蜜桃阿嬤》，我們合約都有一條是「導演擁有此部紀錄片的剪接權」，這部紀錄片該怎麼拍怎麼呈現是我的事，除非合作者可以接受，這點我們非常堅持。其中也不乏有對象對我們的作法有意見，我們就婉拒拍攝。
問：面對紀錄片工作者或環境中，與商業任何型式合作的質疑或抗拒，導演怎麼看待？
楊：抗拒的聲音我不予理會，因為理會不完，我覺得人生在世上更重要的是你做了什麼。《青春啦啦隊》他們就是一群跳舞的阿公阿嬤，只是最後表演他們必須穿上制服，但當這群阿公阿嬤沒辦法去買整齊的制服，我覺得我可以用我的力量幫他解決問題就ok了
轉自：
http://www.filmkh.com.tw/blsdata.jsp?si=O1GWSwtCFV
http://www.filmkh.com.tw/blsdata.jsp?si=pqTYKxSr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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